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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未来本身都被描绘为恐惧之源

  疫病,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稀客,可即便人类曾经历过数次规模巨大的瘟疫,在2020年,科技与医疗都得到极大发展的今天,人类对瘟疫的恐惧心理依然不减。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对恐惧作如下定义: “当恐惧是扩散的、分散的、不清晰的、不附着或不固定在某个东西上的、自由浮动的、没有明确的地址或起因的时候……当我们应该害怕的威胁随处可见又无处可见时,它是最可怕的。‘恐惧’是我们给自己的不确定感以及自己对威胁和应该做什么茫然无知起的名字。”

  是什么让我们恐惧?我们的恐惧有没有被操控?我们对未来的恐惧是不是一种习惯?

  很多世纪以来,对未知和未来的恐惧一直是恐惧的文化脚本的核心议题。显然,尽管启蒙思想家以及乐观主义评论家表达了希望,但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仍未被克服。事实上,当前的舆论引导者、科学家、政客在谈到将来时,经常一致地表现出耸人听闻的恐惧语气。

  针对未来的恐惧修辞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看似随意实则混乱不堪的表达方式——将有关全球性大灾难的预言劈头盖脸地向大众扔去。甚至连备受敬重的科学家在采用职业危言耸听者的伎俩时也轻松自然、毫无顾忌。在标题引人注目的《时终》一书中,宇航员马丁J.里斯(Martin J. Rees)告诉读者,人类能够幸存到2100年的概率只有“50%”。他押1000美元,打赌“2020年之前,一起诸如生物失误或生物恐怖之类的事件将夺去百万人的性命”。

  里斯并非唯一用轻快的口吻预言末日之人。在2005年流感肆虐时, 职业“媒体医生”科波菲尔医生在《泰晤士报》上写道:现在媒体上大量数据纷纷指出,禽流感病毒“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并且病毒活动突破了物种界限,开始感染人类。

  是的,伙伴们。忘掉市值蒸发的养老金吧,在即将爆发的流感中, 反正人们都要死的。如果从好的方面看,禽流感的爆发延迟了20年,我们已经幸运地多活了这么多年。科波菲尔对待大规模死亡的方式朴素而且诙谐,反映出当今用随意且轻松的态度看待灾难的趋势。甚至并不具备任何科学地位的名人也觉得自己被赋予了用轻松的态度散布危言耸听式言论的权利。

  关于人类灭绝、地球毁灭、大规模死亡预言的扩散,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被阐释为恐惧文化的威力战胜人类想象力最重要的症状。毋庸置疑,经常性的末日言论传播对人们现在及将来的人生观都有影响。更重要的是,不要将恐惧修辞与人们对耸人听闻者的真实信念和回应相混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里斯、科波菲尔或吉尔道夫的言论都应看作表演性的—恐惧表演。如“我害怕”这类表达恐惧的表述并非单单意味着某人真的害怕;这种表述经常被用来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且表明某人心生畏惧、有责任心——与他人不同——认真看待某个具体威胁。

  在某些圈子里,表达恐惧是为了表现出对人们面临的许多隐蔽的危险具有很强敏感性的刻意之举。承认恐惧是为了展现自己敏锐的领悟力。这种自发自觉的装模作样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比以前更恐惧,而只是为了表示人们理应如此。竞选者非常珍视表现焦虑及恐惧的表演机会,他们认为其事业的严肃性要求他们用夸张的表演来吸引人们对其信息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吓唬公众就等同于履行公民责任。比如美国政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宣称,焦虑帮助个人成为更加知情的公民。他说,“大多数美国人对政治不太了解,或是对候选人各色事务上的态度了解甚少”。然而,“心中充满焦虑的公民往往更知情,因为情感激励他们在充满不确定的时刻抓住问题的重点”。恐惧诉求经常被用作一种策略,为的是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以及敦促人们赶紧付诸行动。

  这些如今已被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合法工具得到了宣传家、选举操盘手、政客及恐惧推手的广泛认可。一项研究显示,恐惧诉求“被实证研究者认为是一种独特的论证方式,用可怕的结果(最典型的便是死亡的可能性)来恐吓目标读者,以此让读者采取所推荐的反应”。

  正如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noble lie)”,无论是否与事实相符,恐惧诉求都具有合理性,因为它们揭示出更高层面上的真理。鼓吹恐惧之所以大受追捧,是因为“恐惧不仅有助于鼓励人们用更安全的方式行动,而且可以敦促人们采取‘更加文明’的行为。比如,反酒驾及戒烟运动经常使用死亡恐惧来阻止人们反社会或自我毁灭的行为”。

  恐惧诉求是否真的奏效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在提到未来恐惧时,18世纪和19世纪倾向于宗教主题,如未来的惩罚或未来的地狱。20世纪头几十年以来,未来恐惧被重新定位,更多地指向世俗之事,并且显然获得了更具个人色彩的形式。比如,让我们看看人寿保险从业者是如何描述未来恐惧的。

  美国保险业刊物《保险业周刊》在1949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世俗的、非常个性化的一版未来恐惧:事实上,首先让我们想想为什么大多数人购买人寿保险。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对自己及家人的未来感到恐惧。害怕伤残,害怕急需用钱时却没钱,害怕死亡,也害怕寿命太长,害怕未及时完成教育计划……

  此刊把未来恐惧看作商业机会,因此,它委婉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你是否会因‘恐惧’而达成交易?”《保险业周刊》呈现的世俗版本的未来恐惧聚焦在意料之外的个人问题和危机以及未能实现或被扰乱的个人规划上。但是,这些并非对未知的恐惧,而是社会成员都面临的可以立即识别出来的危机。这种未来恐惧的世俗版本存留至今,但其中对未来威胁的描述远不如《保险业周刊》里的那么具体。最终,人们提出了一个超越了有关未来恐惧传统观念的问题—指向了未知的威胁。

  在当今时代,不仅一些意料之外的威胁,就连未来本身都被描绘为恐惧之源。对可怕的未来最戏剧化的描绘出现在有关环境灾难的恐怖反乌托邦作品中。这种叙述并未引发太多恐慌,只是削弱了社会的信心。降低对未来的期望促使人们哪怕是对确切的好消息也用怀疑或负面的视角来理解。就以生命本身为例。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预期寿命持续延长。与从前相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变得更健康且寿命更长。最年轻的一代可能会比他们的祖辈多活20年。然而,现在提醒公众健康危险又一次来临的宣传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

  自21世纪以来,公共卫生活动家们及其政治盟友没完没了地告诫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增加患病及早逝的概率。这些恐怖故事令人憎恨地将矛头转向父母,恐吓说,除非他们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否则其子女可能死在他们前面。正如英国皇家全科医学院前主席史蒂夫菲尔德(Steve Field)博士所称:家长从一开始就应该成为孩子的楷模,并且通过给孩子们提供合理的、适当分量的食物来控制未成年人的饮食习惯,而不该给他们吃垃圾食品……除非父母对孩子的饮食多加控制,否则孩子一生将面临健康方面的风险,甚至是英年早逝的风险—死在父母之前,想到这一点就令人伤感不已。

  就年轻人的未来前景而言,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负面的评价,那就表明社会或多或少已经放弃了希望。限制社会对未来持有希望的文化及政治力量为恐惧感及怨愤情绪提供了生长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语境中,“未来”这个字眼经常被用作“希望”的同义词。有史以来,人类未来经常被描绘成受希望与恐惧两者关系所影响。正如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所说:“天意所遣,希望和恐惧这两种强烈的情感使人类得以保持幸福的平衡。”蒲柏还用欣慰且乐观的口吻写道:“希望永远在人们心中。”当今的末日目的论与蒲柏的乐观哲学构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立。

  宗教人士依然宣扬希望永远比恐惧更强大,然而其言论常被视为是孤注一掷,只为粉饰普遍的迷茫心态。“我有未来”是表明“我有希望”的委婉方式,剥夺人们的未来就是对希望的迎头棒喝。恐惧与希望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个体的心理属性,感觉到希望也并非对人们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机遇的直接回应。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态度与人们拥有可用来应付未知的意义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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